Copy Reference 6月18日，西南科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主题为“后疫情时代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挑战与思路”在线研讨会，在全球疫情局势趋于缓和、拉美疫情暂不明朗的情况下，前瞻性地思考和讨论如何在疫情渐趋稳定之后，继续发展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国际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拉丁美洲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自然延伸，已经有19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双边“‘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者是“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现在，中国大约有2500家企业在拉丁美洲进行投资，投资总额达4000亿美元。相比较“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地区，拉丁美洲已经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合作中金融最活跃和金融渗透度最深入的地区，是政府间贷款与中资企业收购、投资额最大的地区，也是合作领域与合作方式最多样化的地区。因此，思考如何在疫情后加强和推进双方的合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怎么看：趋势、风险与机会
疫情对全球经济和中拉合作都带来了深远影响。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青年研究员赵明昊指出，疫情带来了四个趋势，即疫情引起的复合型危机导致全球化中地方化区域化的加强，数字化和信息化竞争变激烈，地缘政治的冲突更为敏感，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竞争会更加突出。他认为，中国在2018年将“一带一路”延伸到拉美的同时，美国将中国列为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国际舆论上对中国进行诋毁，炮制“债务陷阱论”“破坏环境论”“滋生腐败论”等一系列负面论调，挑起部分拉美国家和民众排华、厌华、反华情绪，散布种族主义论调，抑制中国与拉美在5G技术、港口建设、投资政策等方面的合作。为此，中国需要在经济技术网络、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建设、卫生民生技术等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上加强与拉美的合作，重建由美国主导的对中国的叙事。
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的崔忠洲副教授认为，这次疫情并不是重塑世界格局，而是将目前已逐渐明朗的格局加速呈现了出来，相比于各国国内的强幅震荡，国际动荡的可能性要小。他认为，疫情并不一定导致拉美的左右翼转换，但因为新自由主义政府应对疫情的无力，有可能会导致强政府或威权主义政府的出现。在经济领域，疫情会导致市场集中度上升，经济集束形势加剧，中小企业遭遇根本性困难，从而导致更为集中的大企业的垄断出现。他将疫情的发展分为三阶段，即今年年中、年底和长期伴生。相应的，中拉合作将是“一带一路”在欧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延后。当前，主要在防疫物资等卫生健康方面加强与拉美的合作，瞄准相互需求的领域，对未来应该充满信心。在疫情结束前，应着力于增强政治互信和民心相通领域的合作。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原参赞兼驻美洲国家组织副代表、中国驻厄瓜多尔前大使蔡润国从当前的困难、疫情影响、合作的有利条件三个方面，为当前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问题准确把脉，指出疫情在边境口岸、物资发运、停工延期成本、当地政府新政和项目考察的现场性、以及国际经济政治环境、舆论等方面产生了影响。
疫情固然带来了负面影响，但中拉合作的机会仍然明显。
蔡润国指出，中拉经贸合作有雄厚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疫情后各国的刺激经济政策；拉美丰厚的各种资源，都表明拉美仍然是重要的投资目的地。最后，蔡润国大使给出了中肯、实用的建议，认为中国企业要“守得住、撤得出、回得去”，要有“心有静气，胸有全局，富有良谋”的气度和眼光。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王鹏从整体国际政治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发言的题目为“外线佯动，攻敌必救—中美印太与全球博弈背景下对中拉‘一带一路’合作的战略反思”，从趋势挑战、分析研判、对策建议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在总体趋势上，他认为，美国在多个方面围堵中国，采用少边主义或曰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构建新统一战线，疫情导致全球化向区域化坍缩。因此，应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把“一带一路”与中国国内的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结合起来。
怎么办：思路、合作与沟通
后疫情时代，中拉如何更好共建“一带一路”？与会专家从不同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拉美合作要行稳致远，首先要有正确的认识和思路。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黄日涵从当前拉美疫情状况、中拉合作成就和中拉合作的挑战与对策三个方面，讨论了中拉合作的相关问题。他指出，拉丁美洲已经成为中国海外投资中仅次于亚洲的目的地，中方为当地创造了超过180万的工作岗位，多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未来的拉美合作，需要认识到：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仍然在持续和反复，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需要重建；中拉合作处于大国博弈的环境中，要尤其注意中美和中巴（巴西）两大博弈；在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上，特别是话语平台构建、讲故事的方式和宣传人物以及语言的选择上，需要进行适当的改变，增加有效性，增强话语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分析了“一带一路”在拉美遭遇的四大挑战，即拉美政治生态的右转、拉美地区意识形态对立、拉美经济增长中脆弱性和“门罗主义”回潮。后疫情时代要在拉美落实“一带一路”，要强调其经济属性，不追求签署的数量；要以“开放合作”争取拉美的政策认同，重点部署基础设施领域；加强与其他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探索在拉美开展三方合作；中美洲和加勒比可作为“一带一路”在拉美的优先试验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和加勒比研究所所长宋均营则强调，要与更多的国际组织合作，打造中拉韧性的伙伴关系，做好顶层设计，在优势领域做深做实，发展小而美项目，寻找新的经济领域增长点，同时做好本地化，获得民众认可；发挥好智库作用，妥善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打造稳定、协调、均衡的中、美、拉三边关系。
数字丝绸之路和健康丝绸之路，无疑是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抓手。
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金砖国家合作中心主任王磊认为，有两条丝绸之路是当前和疫后的重要合作领域，其一是数字丝绸之路，这是中拉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有助于克服中拉地理距离的不便，中国的巨大技术优势也能够为拉美提供切实帮助；其二是健康丝绸之路，这是贴近民生的需求，直接服务于人民，有助于赢得民意上的支持，缓和与民粹主义的冲突。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东超主要探讨了如何打造数字丝路、共建中拉新时期“一带一路”。他认为，数字丝路的发展有三个有利条件：顺应了世界科技发展，拉美亟需经济发展新动力，中拉在构建“数字丝路”方面具有高度互补性；同时面临三个挑战：尚在起步阶段，拉美各国数字鸿沟很大，美国的背后破坏。因此，需要在数字基建项目的投入、制度建设与战略对接、贸易领域拓展、公共外交、教育这五个领域加强建设与合作，度过暂时性的疫情困难，迈向合作的光明前景。
北二外英语学院副院长王磊教授和北京工商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连少英副教授则着重从民心相通角度提出了建言。
王磊从人文互学互鉴方面，讨论了如何共建中拉“一带一路”。她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需要了解拉美的基本情况，了解拉美语言的多样性，在相关文件中要考虑拉美的种族多样性，了解拉美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贡献等。疫情一方面改变了世界权力格局，另一方面引起人文环境方面的变化。因此，在人文互学互鉴中，需要做到警惕新自由主义发展困境、警惕民粹主义绑架理性经济政策，改变外宣工作思路，加强语言战略建设，丰富中资企业的跨文化知识，敦促他们主动学习拉美文化和融入当地社区。
连少英从国际传播的角度谈论如何“消除外部舆论误区，做好‘一带一路’的拉美传播工作”，分别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中拉合作现状、中国及中国企业在拉美的形象、走出六大舆论误区和提升传播策略的几点思考。她指出，拉美在中国的海外投资中占据重要地位，拉美民众对于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形象总体上是正面的。但在舆论上受美国影响而陷入六大误区，即让拉美经济陷入第一产业陷阱、会瓦解美国后院、中拉是新的中心—外围关系、中国不遵守东道国社会责任、中国市场对拉美产品的开放力度不大、“一带一路”是拉美国家的摇钱树。我国在传播上需要强调全球理念、区域理念、多语种报道、多题材同步这四个方面进行精准化的传播，实现真正的民心相通。
当然，一切的合作，都需要立足于自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运成指出，疫情导致世界经济的大衰退，是1870年以来最大的经济萎缩，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中国为经济衰退的替罪羊。同时，畅行四个世纪的新自由主义遭遇重挫，全球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将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而这一改变还充满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不确定因素。当前，我国最核心的是要做好国内经济的发展，警惕黑天鹅事件，加强与世界经济的粘性，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上的融合，注重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以周边国家为杠杆撬动全球的合作，夯实与关键国家和新兴市场在卫生、数字等领域的合作；在债务危机上，推行一国一策，制定相关的债务转换机制。
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杨首国对拉美疫情的发展做了总体评述，他指出拉美正进入又一个“失去的十年”。在此背景下，在这一地区继续共建“一带一路”将有很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因此，应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不过，也应看到拉美国家对华政策的基本面并未改变，拉美为了摆脱困境会扩大与华合作。最后，他在共同防疫、基建建设、民心互通方面给出了相应建议，特别是重视和推广如周杰伦的新歌《Mojito》所起到的作用。总之，中国要做多手准备，保持战略定力。
西南科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12月25日，是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备案中心，旨在以高起点国际化的视野，研究“当代拉美发展现状”“当代中国与拉美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此次会议是该中心上半年以来召集的第三次有关拉丁美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