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 Reference 控制全球气候变暖，不仅对经济增长要求迫切、仍处工业化早中期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严峻挑战，也对具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具有紧迫性和艰巨性。北京是拉动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城市。9月设立的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以下合称“两区”），以其特有的制度创新与要素聚集优势，对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有积极意义。
绿色是北京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同的底色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他在回答学生们提出的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出“参与各方努力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绿色之路’”的期望。电力生产、能源项目、工业园区与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其建设运营不可避免地会对东道国环境保护和温室气体排放产生重大影响。在目前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产生了全球70%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见，“一带一路”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贯彻绿色低碳发展的力度，将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全球碳排放总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201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要求。为落实这一要求，国家相关部门随后制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2020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三五’期末）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7%，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15年下降20.5%”的明确目标，预计将达到“十三五”规划目标。
“一带一路”是“绿色之路”。无论是处于地区层面的北京市，还是处于全球层面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为实现经济发展的绿色低碳所采用的政策框架、技术标准、减排机制、平台市场、金融工具等都是相似的。一方面，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非常活跃，可促进北京绿色发展的政策机制、技术服务、金融工具等要素，在“政策沟通”和“设施联通”的理念下，在各东道国也可得到同样应用。另一方面，在境外基础设施建设中“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不断普及的情况下，中外企业在项目环保技术领域的互动，也为双方在标准、技术、管理和金融工具方面提供了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契机。
绿色发展之路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强化了世界各国政府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的政策决心。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倡议，各国要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同时承诺，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前，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126个国家已做出碳中和承诺。
“绿色转型”在我国“十四五”规划建设目标和远景目标中占有重要地位。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绿色低碳领域的目标明确为“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2035年远景目标则确定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我国2030年碳排放达峰目标具有紧迫性，2060年碳中和目标具有艰巨性。由于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和“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现状，尽管我国“十三五”期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累计下降18.2%，能源结构进一步清洁化、低碳化，但仍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之一。具体表现在：我国生产生活领域的能源体系全球最大，且目前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例达85%左右，年碳排放量约为160亿吨。着眼将来，我国的经济趋势、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决定了严峻的前景：在2030年碳排放达峰目标达成前，我国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的比重还会继续提高。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承诺，意味着要在40年间使我国的碳净排放从目前的160亿吨直至清零，基本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深度脱碳能源体系。可见，碳排放达峰、碳中和这两个目标都是很艰巨的任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多为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绿色转型发展需要巨额投资。虽然目前这些国家经济规模不大、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占比不高，但如不从现在入手，加大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比，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会成为全球降低碳排放统一行动中的“负资产”。2019年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估计，在2016-2030年间“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中，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的绿色投资，才能确保与《巴黎协定》的气候目标相一致。
以“两区”优势促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在技术要素方面，碳减排、碳汇与高能效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深度脱碳能源体系、摆脱“碳锁定”至关重要。“两区”《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区内符合条件的园区对氢能、光伏、先进储能、能源互联网等领域，采取‘负面限制清单+正面鼓励清单’的专项清单组合管理模式”，“鼓励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开展‘反向创新’，开展本外币一体化试点”。这些政策创新，为国外的先进低碳设备生产、技术服务企业和研发中心入驻、资金跨境自由往来等提供了极大便利，有利于“两区”快速聚集世界先进低碳环保技术要素的数量与质量，对外辐射全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北京望京SOHO夜景（视觉中国供图）
京剧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平剧、京戏，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视觉中国供图）
在资金要素方面，未来十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需的绿色投资规模不少于12万亿美元。这一资金要求远超各国政府投资能力，必须动员本国及境外的社会资金参与。“两区”《方案》明确提出“支持设立全国自愿减排等碳交易中心。”“允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等依法合规开展实物资产、股权转让、增资扩股的跨境交易。”“规范探索开展跨境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绿色债券、绿色股权投融资业务，支持相关企业融资发展”及“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设立专营机构”。上述政策都为提高境内外投资者投资绿色低碳技术项目、境内外金融机构开展碳资产管理提供了政策便利。
在人才要素方面，为聚集包括绿色低碳环保领域的专门人才，“两区”《方案》提出“优化人才全流程服务体系”，包括“研究在北京市特定区域实施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及“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特定区域开展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这些政策有利于人才要素在北京的聚集。
“两区”的数据要素优势同样支撑起低碳经济的发展。“两区”《方案》明确提出了“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探索符合国情的数字贸易发展规则，加强跨境数据保护规制合作，促进数字证书和电子签名的国际互认”和“建立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的创新政策。这些政策对入驻“两区”的外资低碳设备、技术服务企业向境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购买和出售数据提供了高度便利。
“两区”所具有的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政策创新优势，为北京市高度聚集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资金、人才及数据要素提供了较大优势，有助于政府、企业、个人从绿色转型中获得更高收入、减少税费等成本支出及降低风险损失。在此基础上，按照《方案》要求，京津冀“两区”抱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建、共享境内外合作园区，深化低碳环保产业链协同发展，进一步辐射全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有助于各国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两个目标的早日实现。
（闫志君：走出去智库战略投资研究部总经理）